路昭眼睁睁地看着老张把□□枪管往嘴里一塞，扣动扳机。
他伸长了手，恨不得能飞过去拉住老张。
可他挽救不了任何人、改变不了任何事。
他只能这么渺小地、徒劳地伸长着手，妄图抓住那虚空里流逝的时间，可抓到的只有无能为力的空气。
随着砰的一声枪响，他眼睁睁看着老张倒在了天台上。
围观的老百姓一片哗然，警察们叫着“让一让”，挤开人群一队队冲进县委大楼，整个大院乱成一锅粥。
被绑在天台栏杆上、打碎了脑袋的贺杰的尸体，还在滴淋淋地流血，耳边是贺委员尖利、愤怒的吼叫。
可路昭都听不见了。
老张自杀的这一枪，好像重重地击穿了他的心脏，给他极度强烈的、令人窒息的震撼。
为什么平民百姓，只有用性命才能发出不平的呐喊？
这不公平。
他直直地盯着楼顶的天台，双眼发红，胸口起伏，张嘴喃喃着：“这不公平。”
他有些机械地转过头，看向不远处发疯的贺委员。
毁了无数家庭的罪魁祸首还活蹦乱跳的，受害者却以自杀结束生命，这真的不公平。
而这声枪响过后，这件连环杀人案结案过后，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老张、记得张平康，记得他们是受到了怎样的冤屈压迫？
不能就这么结束了。
他盯着贺委员看了好久好久，胸口的怒火翻涌叫嚣。他终于抬起脚步，一步一步，挤开人群往前走。
他要进办公楼，可警察已经在拉警戒线，连忙把他拦住：“现在不准进去！”
路昭一把推开他：“滚开！”
他冲进办公楼，脚步越来越快，直接爬上了三楼，穿过楼梯间乱糟糟忙活着的警察们，跑进自己的办公室。
在他办公桌的最底层，有一个上锁的抽屉，钥匙路昭随身携带着。
他伸手到兜里去掏，掏出那小小的一片钥匙。去对准那锁眼时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半天没有对上。
路昭喘了几口气，按捺住胸口堵得他发痛的怒火、悲痛，勉强镇静，对准锁眼，打开了锁。
他一把拉开抽屉，里头是数个整理好的文件袋。
那是这些年来，左安县百姓们受欺压的口述纪录、各种荒诞离奇的决议文件、被小混混欺负打砸的店面的照片、老百姓的断腿断手的伤情证明或照片，有厚厚的一大摞。
路昭把这些文件袋全部拿出来，揣上照相机，快步回到了宿舍，很快收拾好一个行李背包。
他要去曝光这些事。
宋悦给他算过账，告诉他这样不划算，可是他现在不想算账了。
如果每做一件事都要精细地计算好处坏处，瞻前顾后，他还当什么父母官？
这些累累血债，放在哪一个家庭上，都是灭顶之灾，老张为了报仇甚至豁出了全部。
如果这样的复仇只是昙花一现、如果这样豁出性命的复仇都只能激起小小的浪花，那老百姓们还能做什么？还能怎么办？
难道下一回再出这样的事，又要靠一个“老张”豁出性命来报复坏人吗？
他不能让老张就这么白白死了。
路昭背上这个旧帆布包，就匆匆出了门。
才走出宿舍楼，恰好县委办公室的主任走过来，看着他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包，便问了一句：“路县长，这是去哪儿？”
路昭便说：“正好，我要休个年假出门，你帮我写个假条报备一下。”
主任愣了愣，路昭作为下来锻炼的异地干部，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和半个月的年假，可是他从来没休过假。
眼看他背着包要走了，主任忙问了一句：“那您去哪儿休假啊？”
路昭早跑远了：“随便写个地方！”
离左安县最近的火车站，从县里过去要坐两个小时中巴车，而且这车一天只有三趟——正对应着三趟经过这个车站的火车。
一趟是大清早去首都的，一趟是中午去南边宁海的，最后一趟是下午去东边螺城的。
中午去宁海的火车十一点半发车，所以早上这趟中巴车是九点发车。
而这会儿已经八点四十了，客运站在县城东边，挨着产业园，离这儿有十里路。
路昭背着旧帆布包急匆匆冲出县委大院，挤出看热闹的人群，往县城东边跑。
恰好一个老百姓蹬着自行车经过，看见他在路上狂奔，忙骑着车追上来：“路县长，跑这么急，上哪儿去？”
路昭一边狂奔，一边大喊：“去客运站坐九点的车！”
“哎哟，这可赶不上了呀！”老百姓赶紧叫他，“快上车，我载你去！”
路昭抓着背包跳上他的自行车后座：“你也要上客运站？”
“我是煤矿厂上班的工人，正好是这个方向！”这个雌虫工人一边说，一边猛踩自行车，自行车飞快往前冲去。
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分针走过了九点整，路昭心里着急，说：“老乡，还能不能再快点？”
雌虫蹬出了一身的汗：“马上就到了、马上就到了！”
九点过五分，他们冲到了客运站门口，正看见一辆写着去火车站的中巴车，已开出了车站，只留给他们一个车屁股。
“等一下！等一下！”路昭连忙大喊。
雌虫也赶紧蹬着自行车去追，追出一里路，中巴车司机总算听见了，把车停了下来。
路昭连滚带爬地冲上了车，连司机都连连说：“路县长，不急、不急。”
路昭喘了几口气，从窗口探出头来：“老乡，谢了！”
雌虫工人扶着自行车，在路边对他挥挥手：“赶上就好！别耽误您的大事！”
路昭喘着气，微微一笑。
是啊，是大事，是左安县所有老百姓的大事。
中巴车缓缓开动，路昭在座位上坐好，才察觉脚上空荡荡的。
低头一看，一只布鞋被蹬破了鞋面，半个前脚掌都露了出来，他方才一路狂奔，竟然没发现。
路昭哭笑不得，动了动露在外头的前脚掌。
这鞋他从首都穿过来，都好几年了，也该换了。
可这会儿人已经在路上，只能等下了火车，再在宁海买鞋。
他坐着摇摇晃晃的中巴车，赶到了火车站，坐上了中午这趟去宁海的火车。
路昭没法在宁西州进行曝光，因为州里官官相护的风气很重。而且这样大的命案一旦爆出来，州里的大领导多多少少都要被追究责任，所以他们会尽全力压住消息，不管是否有贺委员的施压。
他要是在州里去找报社，别说这新闻能不能发出来，就算侥幸发出来，只怕还没卖完一天，就会被收回全部销毁。
而且州里的领导、贺委员的势力一旦通过报社找到他，那他手里的证据，甚至他这个人，都会有危险。
路昭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次机会，冒不起这个风险。
他冒着生命危险的蓄力一击，必定要一击即中。
所以路昭要去宁海，去这个经济发达、信息发达，但政府监管还不到位的地方，先找小道报社把这个新闻刊登出来。
哪怕事后依然可能被人发现这些线索是他主动提供的，可能被多方针对倾轧，可他好歹把事情曝光了。
老张的死就像点燃他胸口怒火的最后一根引线，如果他不做些什么，任这用生命燃起来的火花就此熄灭，他一辈子都宽恕不了自己。
曝光这些会有什么后果，他以后再去想。
在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上，路昭抱着胸口的帆布包，那里头厚厚的文件材料仿佛有千斤重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习惯性地抬起手，握住胸前小小的玫瑰花吊坠。
在方先生不在的日子里，它陪着他度过了无数孤独、煎熬、难受的日日夜夜。
他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久，走了很远，可前方的路依然漫漫看不见尽头。
他已经很累，伤痕累累。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，压弯了他的脊背。
脚下的泥淖里伸出无数的手，拖着他的脚步，想阻挠他的前进。
那泥淖里传来轻柔的、诱惑的声音。
“歇一歇吧。”
“停下来，坐一会儿，何必这么着急赶路？”
“你为他们奔走，他们会记得你吗？”
“你这么累了，歇一歇，不要紧的。”
路昭真的很累很累了。
他也很想像其他人一样，就此停下。
他无数次路过肖立群的宿舍，听到里头那些欢笑怒骂、纸醉金迷的声音时，他都不由自主地问自己。
这么辛苦，这么累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他也不要像他们那样奢靡享乐、搞不正之风，但他甚至连一口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永远奔波在路上。
明明他走的才是正确的路，可为什么他走得要比他们辛苦千万倍？
为什么这些走错路的干部还有同伴、还能拉帮结派，他这个走着正确道路的干部，却踽踽独行，连互相支撑的战友都没一个？
路昭握着掌心里的小小玫瑰花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这些疑惑不解、愤懑抱怨压下去。
因为他知道，没有人能给他答案。
现在他没有老师了。
一切问题的答案，都要靠他自己去找出来，一切的路，都要靠他自己去走出来。
这次贸贸然去宁海，曝光左安县的事情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妥当，也预料不到后果。
可是，人生总要走到这个阶段——前人铺的路已经走尽、经验已经用完，到了自己去闯的时候。
虽然面对着未知的未来，但路昭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，因为这代表着，他走得比他的老师们都要远。